一只象的低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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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子点着小脚蹦蹦跳跳到我前面，打开了一扇通往一个大的惊人的厨房的门，厨房中间燃着壁炉。一个巨大的炉灶在屋子的一边，周围有很多柜子及各种器具，屋子的另一边有一张巨大的打磨过的木桌，一条长凳和几把椅子。桌子上放了一盘Salami[1]，一瓶葡萄酒，还有一个正唱着Riccardo Cocciante[2]的收音机。胖子指了个位置让我坐下，自己却犹豫不决地走来走去。我把Erika放到身边的位置上，她的蹄子很听话地放在桌子上面。胖子却好像总也看不够似的。“Erika”，他又念叨着，“mai visto un maiale così grande，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大的猪呢。”

他端起他那几乎空了的盘子，把最后一片Salami塞进嘴里。“现在，让我们来真正地做饭”，他说着，边系上一个围裙。他把一个装满水的锅放到炉子上，从柜子里拿出面条，在平底锅里调着料汁，菜板上切着香菜，在胸前把一个很大的白面包切成片。一切都无声地进行着，又快又稳，好似他已经把我完全忘记了一样。他只偶尔瞟Erika两眼，嘴里念叨着她的名字。工作进行到一半，他放了个酒杯到我面前，把葡萄酒瓶推了过来。我倒上酒，举起杯子。“Salute”，我说，他转过身看着我，咧开嘴笑了，露出一排白色的小牙。他端过杯子与我碰杯，“Franco。”—“Veronika”，我说道，他重复着：“Veronika。E Erika。”

我伸直了腿，享受着屋内的温暖，闭上了眼睛。我听见Franco忙来忙去，把面条锅里的水倒掉的声音。收音机里现在是Francesco de Gregori[3]在唱着那首关于一个矮小的意大利人坐着轮船去美洲的歌。但他最终没有见到美洲，因为他只是个一直呆在轮船肚子里的伙夫，in questa nave nera su quest’Atlantico cattivo。我感到很安定，心里想着：“别了，Franz。嗨，Franco。”Franco把一个盘子跟一把叉子摆到我面前，端着还冒着热气的大碗问：“Lei non mangi？”，她不吃吗？，指了指Erika。不，我答道，但我倒是饿坏了。我们开始吃饭。“谢谢，Franco”，我说着，把手放到了他的手上，好像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一样。他不好意思了，不敢再抬头看我。Erika坐在我们中间——Franco在大桌的桌头，左边是Erika，然后是我。葡萄酒瓶子被我们在Erika面前推来过去，直到快空了，Franco去拿第二瓶的时候。他会讲一点点旅游者德语，我会结结巴巴的意大利文。我们就这样尝试着给对方解释，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在平安夜流落到了这间厨房里。我编了个小谎，说自己路上误了航班，他讲着旅行中的那些人。他被允许留在这儿，因为他不愿意回家。我问他为什么——他有没有家庭，他住哪儿。经过一段很长的沉默和一个支支吾吾的开头后，是Franco悲伤的故事——他住在乡下，不在瑞士，在Cusino，意大利那边儿，每天都来回跑着做这份厨师的工作，因为他有一个老婆和一个女儿。但是他老婆离开他了，就在圣诞节前不久的时候她搬去了Locarno一个理发师那儿，带着孩子一起。他一个人呆在家里受不了。他很绝望地看着Erika说：“我老婆也这么胖，也是粉粉的，多美多柔软的皮肤啊！”，伸出手来抚摸着Erika，眼泪涌进了他的眼睛里。我跟他讲我离婚了，一个人过，本来打算到Lugano拜访某个人但去继续坐车走了，我们能不能在这个晚上呆在这儿？

“Sisi”，他说道，好，好，取来一瓶Grappa[4]和两个杯子。“她就这样跟着他走了”，他啜泣着，“她跟那理发师在一起能有什么好处，他都不会给她真正地做一顿饭！”他从冰箱里端出Tiramisu，并用大杯子给我们做了两杯Cappuccino。第二瓶葡萄酒空了，Grappa也看着越来越少。我把头放在桌子上，调着电台。圣诞的清唱剧，我把声音调大：“Bereite dich, Zion, mit herrlichen Chören, den Schönsten, den Liebsten bald bei dir zu sehen”，我跟着唱了起来，因为小时候在一个巴赫唱诗班里，我会唱所有的清唱剧。Franco撩起围裙擦干了眼泪，清干净鼻子，抱过Erika来放在腿上。“她也这么软”，他说着，“这么软。我一直都对她很好。跟一个理发师！”他又哭了起来，把脸埋进了Erika两只耳朵中间。欢呼声，喝彩声。我觉得累了，把椅子朝着炉火挪了挪。Grappa端在手里，我盯着壁炉里的噼啪作响的旺炽的火焰，真想扔一节杉树支进去，让屋子里满上圣诞的味道。“该死的圣诞节”，我说着，放进一节木头。“Erika”，Franco说着，脑袋就沉了下去。

我醒来的时候，大概是早上，壁炉的火已经灭了。我僵硬地陷在椅子里，装Grappa的杯子破碎地躺在地上。日光透过窗帘射进来，桌子上斜着躺着胖胖的Franco，头枕着Erika还睡着。

我轻悄悄地起身，拿上我的包离开，不发出一点声音。我关上门，钥匙插在门眼里。街上静静的，空无一人，我抬起头看着Pensione Montalbina，心想：“祝你一切都好，Erika，给他安慰，你可以的！”然后走向了车站。

在Berlin的家里我收到了Franz的一封电报：“怎么回事，我靠？”，我回道：“没事儿。拜”，然后给那个全然没有意识到我离开过以及是圣诞第一天的母亲打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