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象的低吟

胖子点着小脚蹦蹦跳跳到我前面，打开了一扇通往一个大的惊人的厨房的门，厨房中间燃着壁炉。一个巨大的炉灶在屋子的一边，周围有很多柜子及各种器具，屋子的另一边有一张巨大的打磨过的木桌，一条长凳和几把椅子。桌子上放了一盘Salami[1]，一瓶葡萄酒，还有一个正唱着Riccardo Cocciante[2]的收音机。胖子指了个位置让我坐下，自己却犹豫不决地走来走去。我把Erika放到身边的位置上，她的蹄子很听话地放在桌子上面。胖子却好像总也看不够似的。“Erika”，他又念叨着，“mai visto un maiale così grande，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大的猪呢。”

他端起他那几乎空了的盘子，把最后一片Salami塞进嘴里。“现在，让我们来真正地做饭”，他说着，边系上一个围裙。他把一个装满水的锅放到炉子上，从柜子里拿出面条，在平底锅里调着料汁，菜板上切着香菜，在胸前把一个很大的白面包切成片。一切都无声地进行着，又快又稳，好似他已经把我完全忘记了一样。他只偶尔瞟Erika两眼，嘴里念叨着她的名字。工作进行到一半，他放了个酒杯到我面前，把葡萄酒瓶推了过来。我倒上酒，举起杯子。“Salute”，我说，他转过身看着我，咧开嘴笑了，露出一排白色的小牙。他端过杯子与我碰杯，“Franco。”—“Veronika”，我说道，他重复着：“Veronika。E Erika。”

我伸直了腿，享受着屋内的温暖，闭上了眼睛。我听见Franco忙来忙去，把面条锅里的水倒掉的声音。收音机里现在是Francesco de Gregori[3]在唱着那首关于一个矮小的意大利人坐着轮船去美洲的歌。但他最终没有见到美洲，因为他只是个一直呆在轮船肚子里的伙夫，in questa nave nera su quest’Atlantico cattivo。我感到很安定，心里想着：“别了，Franz。嗨，Franco。”Franco把一个盘子跟一把叉子摆到我面前，端着还冒着热气的大碗问：“Lei non mangi？”，她不吃吗？，指了指Erika。不，我答道，但我倒是饿坏了。我们开始吃饭。“谢谢，Franco”，我说着，把手放到了他的手上，好像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一样。他不好意思了，不敢再抬头看我。Erika坐在我们中间——Franco在大桌的桌头，左边是Erika，然后是我。葡萄酒瓶子被我们在Erika面前推来过去，直到快空了，Franco去拿第二瓶的时候。他会讲一点点旅游者德语，我会结结巴巴的意大利文。我们就这样尝试着给对方解释，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在平安夜流落到了这间厨房里。我编了个小谎，说自己路上误了航班，他讲着旅行中的那些人。他被允许留在这儿，因为他不愿意回家。我问他为什么——他有没有家庭，他住哪儿。经过一段很长的沉默和一个支支吾吾的开头后，是Franco悲伤的故事——他住在乡下，不在瑞士，在Cusino，意大利那边儿，每天都来回跑着做这份厨师的工作，因为他有一个老婆和一个女儿。但是他老婆离开他了，就在圣诞节前不久的时候她搬去了Locarno一个理发师那儿，带着孩子一起。他一个人呆在家里受不了。他很绝望地看着Erika说：“我老婆也这么胖，也是粉粉的，多美多柔软的皮肤啊！”，伸出手来抚摸着Erika，眼泪涌进了他的眼睛里。我跟他讲我离婚了，一个人过，本来打算到Lugano拜访某个人但去继续坐车走了，我们能不能在这个晚上呆在这儿？

“Sisi”，他说道，好，好，取来一瓶Grappa[4]和两个杯子。“她就这样跟着他走了”，他啜泣着，“她跟那理发师在一起能有什么好处，他都不会给她真正地做一顿饭！”他从冰箱里端出Tiramisu，并用大杯子给我们做了两杯Cappuccino。第二瓶葡萄酒空了，Grappa也看着越来越少。我把头放在桌子上，调着电台。圣诞的清唱剧，我把声音调大：“Bereite dich, Zion, mit herrlichen Chören, den Schönsten, den Liebsten bald bei dir zu sehen”，我跟着唱了起来，因为小时候在一个巴赫唱诗班里，我会唱所有的清唱剧。Franco撩起围裙擦干了眼泪，清干净鼻子，抱过Erika来放在腿上。“她也这么软”，他说着，“这么软。我一直都对她很好。跟一个理发师！”他又哭了起来，把脸埋进了Erika两只耳朵中间。欢呼声，喝彩声。我觉得累了，把椅子朝着炉火挪了挪。Grappa端在手里，我盯着壁炉里的噼啪作响的旺炽的火焰，真想扔一节杉树支进去，让屋子里满上圣诞的味道。“该死的圣诞节”，我说着，放进一节木头。“Erika”，Franco说着，脑袋就沉了下去。

我醒来的时候，大概是早上，壁炉的火已经灭了。我僵硬地陷在椅子里，装Grappa的杯子破碎地躺在地上。日光透过窗帘射进来，桌子上斜着躺着胖胖的Franco，头枕着Erika还睡着。

我轻悄悄地起身，拿上我的包离开，不发出一点声音。我关上门，钥匙插在门眼里。街上静静的，空无一人，我抬起头看着Pensione Montalbina，心想：“祝你一切都好，Erika，给他安慰，你可以的！”然后走向了车站。

在Berlin的家里我收到了Franz的一封电报：“怎么回事，我靠？”，我回道：“没事儿。拜”，然后给那个全然没有意识到我离开过以及是圣诞第一天的母亲打电话。

我想象着Franz现在会怎样诧异地留在那儿，然后去火车站的小食店喝一杯Espresso。之后他也许会往米兰打电话，问航班是否准点降落了，然后他会再等一班火车，或许两班，最后他会回到他那在湖上的精致的家，等一通来电或是一封电报，独自吃他的烤牛排，配上他的Fendant，诅咒着望着窗外，心想着：“那个小Betty怎么能这么耍我。”

我不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我不知道我还要坐多远的车，要在哪儿过夜，但是我有Erika，和一个我和她一起坐着的空掉了的车厢里的座位。火车驶过几个小站，没有停下。或许，我想，它会停在一个充满魔幻的地方，我下车，便得到所有的幸福。我一点儿都不后悔把Franz丢下了。他已经一百万光年那么远了，除此以外，很可能从随便一个地方都能坐车到Zurich，再从那儿飞回家。

火车慢了下来。左边能看见一个山谷里的一片工业居民区，右边小山上高高的雪松下有许多漂亮的老别墅。一座碉堡呈现在眼前，还有一幢庄严的建筑，上面刻着“Istituto Santa Maria”，很可能是给某些高贵的千金的，刚过7点，火车在Bellinzona[1]停下了。我下了车，和Erika一起站在一个几乎空无一人的车站上。天很冷，我面前的一只鸽子在努力地试图啄起一块面包屑，但未能成功，因为它的嘴被口香糖粘住了。我走出车站，看见正对面就有一家很大的漆着粉红墙面的酒店，Albergo internazionale。所有的窗户都关着，门上挂着个牌子：chiuso。我把包挂到肩上，紧紧地抱着Erika，沿着车站前的那条与所有火车站周围的所有街道一模一样的街走下去——精品店，购物中心，牛仔点，旅行社，钟表行，烟草铺，报刊亭。我朝着每个岔道口望进去，好运出现在了第三个路口：Pensione Montalbina。

门上挂着个牌子：chiuso，但底楼透过拉上的窗帘能看见灯光。我得试试。我肯定，Erika能为我打开那扇门。没有谁会在平安夜让那个被我母亲彻底质疑其存在的耶稣进门，但人们一定做不到对一只绒毛猪不理不睬！

一片窗帘被小心地拉开了，窗玻璃里出现了一个红红的圆圆的男人脑袋。他用他那圆溜溜的眼睛看着我，摆着食指。“Chiuso！”，我看到他那厚厚的小嘴在说，但我还是乞求地望着他，并把Erika举了起来。他盯了盯她，窗帘又重新被拉上了。我听见屋内拖着步子移动的声音，一阵漫长且复杂的摆弄之后，门终于开了。我面前站着一个并不比我高多少的男人，但奇胖无比。那圆脑袋看起来好像是直接长在肩膀上了一样，那溜溜的肚子下面的脚他一定好多年以来都看不见了，那两只又短又粗的胳膊在身体两边划动出拒绝的手势。“Chiuso”，他说道，关门了，没人在，边好奇地看着Erika。“这是什么呀？”他问。我答道：“这是只猪，我们在找一个过夜的房间和一顿晚餐。”—“一只猪”，他嘟囔着，“un maiale！”，伸出一只手来小心翼翼地抚摸Erika。“它叫Erika”，我壮起胆子说。胖子严肃地点着头，喃喃自语着，好像这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一样：“Erika。”—“麻烦您让我们进去吧”，我说道，“我跟Erika。我们不知道该去哪儿”，我还谨慎起见向他表明我有足够的钱付房费。

他摇着头，但更无可奈何地，而非真正拒绝地。“不行”，他说，“我们这个膳宿旅馆停业到一月十五号，我只是厨师。没人在。”—“拜托了！”，我说道，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这么固执。其实我大可走回车站，再坐车回Zurich的，但我又冷又累，而且在我跟胖胖软软的Erika一起度过了如此快乐的一天后，这个胖子激起了我的信赖。我想跟一个胖厨师和一只圆圆的猪一起过我的平安夜。

他盯着我看了很久，从他脸上就能分辨出思想斗争的痕迹。额头上堆起痛苦的皱纹，小嘴嘟着，蹦出一个个词音，鼻子在颤动，那双圆眼睛睁得更大了。他的脸从粉红色变到了深红，耳朵发紫，最后，他抬起胳膊，歪了歪头，用脚把门推开了一些，让我进了屋。他在我身后又将门锁上了，我站在一个黑漆漆的走廊里，怀里抱着Erika，等待着，等待着这一年的圣诞节还会发生什么。

火车行驶在一片荒芜的工业景象中，散布着供汽车厂，Amaretto酒厂和家具厂的工人们住的一模一样的摇晃的房子。许多阳台上都亮着看起来嘉年华一般但在意大利却是为圣诞设计的彩灯。棕榈树和夹竹桃丛中闪烁的灯串，房前枯萎的花园里干瘦的猫。我忽然悲伤起来，感觉好似被这个世界的贫瘠和肮脏抛弃了，击毙了，表情麻木地，我找寻着Erika，把我的脸埋进她柔软厚实的颈背。我想起了童年时那些根本算不上圣诞节的圣诞节，因为我母亲不想跟教堂或基督教沾上任何关系，也因此不接受任何的宗教节日。没有圣诞节，既没有圣诞树，也没有圣诞礼物，一个孩子当然无法理解。我站在客厅的窗户前，看着满街的圣诞树闪烁，把眼泪往下咽。Franz和我那时候总会装扮一颗圣诞树，用许多疯狂的玩意儿，比如厨房用的筛子，叉子，开瓶器，但还是有蜡烛的，也有礼物，然后我们打开用自行车灯粘在一块儿后吊起来的“Don Giovanni”舞台，听着序曲，把给Kain和Abel猫粮藏到阳台。Franz跟我，我们两个孤独的人，今天晚上会做什么呢？他或许已经做了饭，而我有Erika给他。我们能不能有一个晚上把那些恶意的玩笑都拋到一边？我们能不能好好地谈谈，谈过去我们之间的问题，谈我们的计划和期望？我能不能做到，告诉他：我父亲去世了，我伤心，感到被抛弃，我能不能做到告诉他：我得了病，要做手术，怕得要命？他会不会给我谈到他的工作，还有他逃得这么远的原因？他有女朋友吗？Franz的生活里总是不缺女人，甚至在他还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但我不是爱吃醋的那一类——我就是爆发不了，尤其我知道那爱上人的感觉，哪怕只是一个晚上。在这如此短暂，又已被注定的一辈子里，已经有过了那么多。我突然害怕起了Franz脸上清晰的皱纹，他灵活的头脑和他看我时尖锐的目光。当火车经过了一个较长的停站和一次海关关检之后——Erika再次被非常仔细地检查了——从Chiasso继续前进的时候，下一站Lugano，我冒起了汗。我必须跟Erika分开了，为了那个兴许根本不会珍惜她的Franz。今天晚上我得睡在Franz旁边，我猛地想起来，我们在最后的那几周里多么强烈到几乎暴力地做爱。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分开了，仿佛两人都在试图将对方毁灭。最终，我们是倦惫的，温存的，和平地分手了。但之前的那几周，两人都尝试着摧毁掉另外的那一个。

我没法再见Franz。我无力，我不愿，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也不再是朋友了。噢我的天，我根本就不该来这儿，这么远的路，平安夜，现在我站在这个挤满人的火车上，去一个我从未去过的城市，找一个这般折磨过我的，冷嘲热讽得足以让这个伤感的我受不了的男人。还有Erika——无论如何我也不会把她给别人的，更不要说给Franz。

当火车在Lugano停下来的时候，我立刻就看见了他。他站在一盏灯下，一件考究的大衣，一支烟。他眯着眼，脸看起来比以前更瘦了。我感到了一阵我曾如此熟悉的温柔，但同时一种快让我窒息的恐惧，要走向他，要被他拥抱，要吻他。我站着在那儿，把脸埋进Erika的绒毛里，让别的乘客一一从我身边下车。车厢几乎空了。Franz在站台上走动着，四处张望着，他也走过了我在的车厢，仓促地抬头看了看，又立刻扭头注视着站台，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烟在嘴角。Franz！我想着，你还记得吗，以前我们总说，相爱的人能感觉到对方，他们能感觉到，在对方进入那家餐厅的时候，然后在恰当的时间转过身——那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还因为彼此那么快乐的时候。我们是在一家餐厅认识的，我周末在那儿当服务员，为了最后一个学期的费用，你做到一张桌子上，把菜单研究了那么久，直到我走到你跟前，说：“我是给你带来今日特荐的Lisa，别碰奶酪蛋糕，是上周剩下的，但苹果派值得一试。”我们俩都笑了，你说：“这倒是个绝妙的推销残汤剩羹的招儿”，我说道：“不是我想出来的，是个电影里的，那电影让我很喜欢。”——“你也让我很喜欢”，你说，那天晚上，我就躺在了你床上——我们之间的一切总是进行得很快，不复杂。

同样地快，我决定了不下车。我不想再见到Franz。我不想，只是因为我们俩那时候过得都不好，一个过去的故事又重新加热。我不想跟Erika分开，车开了，从Lugano车站穿过一个又长又暗的隧道滚滚向前，我心里想着：“圣诞快乐。”

[未完待续...]

意大利海关的工作人员把我叫到一边。Mr. Wilson很遗憾地跟我道别，把我的旅行包还给了我，但那个包并没有引起海关的多大兴趣。他们用手指戳戳我的猪，凑上去闻着，并把它翻来翻去，看看有没有东西摩擦的声音。Nando被叫了过来，还有Luigi，Michele，Danilo跟Sergio，每一个人都要来碰Erika，仔细察看，高高举起。当她将要被推进X光照片箱的时候，抗议的不止我一个人。乘客们和我一样愤怒了：简直就是胡闹，一只猪，给一个孩子的圣诞礼物，人们也不用弄得比教皇还教皇吧......最后，那个名叫Danilo的牵来一只心情糟糕的老狼犬，他用他湿乎乎的鼻子在Erika身上嗅来嗅去，找着人们让他上了瘾的毒品。他对Erika实在没什么兴趣，我们终于被放行了。Mr. Wilson 由妹妹陪着，一直等着我们。他看起来松了口气，朝我们指了指，他妹妹捂着嘴笑了。我们互相挥了挥手，他就离开了，我开始找开往火车站的公共汽车。

汽车司机抽着烟，虽然随处都是“禁止吸 烟”的标示。我们驶过的街道两边是高高的老建筑，橱窗里都被圣诞节式地装饰上了，彩灯在房前花园里光秃秃的树上闪烁着。车抛了三次锚，停在路中央走不动了 ——司机咒骂起来，下车，对着某个地方踢了几脚，上车，摆弄所有的把手，车继续前进。我把我的旅行包搁在了放行李的网架上，Erika抱在腿上。一个北非人坐我旁边，很疲倦但还不停地发牢骚。他注视着车窗外的那些泥垢和来往的车辆，但我还是觉察到了，他用一只手快速地摸了摸Erika圆圆的屁股。所有别的乘客当然都不住地朝我们这边看，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微笑，翘了翘的眉毛，兴奋的点头示意。我感到累了，差点在Erika粉红色的肩膀上睡着的时候，我们到站了，必须下车了。

米兰的火车站又大又高，很老，很美，庄重的窗户，雕刻过的原木和富丽的，几乎青春艺术风格的装潢。和所有其他大城市的火车站一样，这儿也是人头攒动，若不留神，人就会被不停地挤来撞去，但我有一条可以行走的小道。Erika用她那蓝蓝的玻璃眼睛为我开道，我就像当年以色列人通过红海一样穿过了这塞得满满的圣诞火车站，浪涛在我身后重新合拢。

火车上也塞满了人。没有餐车，没有脱身的可能，我只能站在过道里，把包夹在两腿中间。六人包厢里有人在招手：把您的猪给我吧，我来抱着！Erika落到了一位四处都摸摸闻闻的老妇人腿上，又继续从一双腿挪到另一双腿，从一只胳膊挪到下一只胳膊，由我妒忌且毫不信任地监视着。我是那种总会从酒店的水晶光泽中偷走几个打磨过的玻璃坠子的人，我非常警觉地观察着，不给任何人对Erika的蓝眼睛动手动脚的机会。我了解人们的恶，什么用不着跟我讲！

[未完待续......]

我把她的背紧紧地抱在胸前，让人们都能看见她粉红色的肚子和四条伸在空中的结实的腿。Erika凭着她那善意的玻璃蓝眼睛，在几秒钟内改变了整个大厅。噪音被喃喃细语取代着，变得柔和了，还有一阵阵笑声传来。孩子们站了起来，父母们推推他们，叫醒他们，很多个脑袋转了过来，还有几个孩子跑到了一堆。犹犹豫豫的笑声变得越来越放松，空气里有了动的气息，男孩儿女孩儿们用世界上所有我听不懂的语言说着相同的话：噢，我能摸摸吗？我点着头。Erika的脚被捏着，小尾巴被小心地卷了起来，耳朵被手指轻轻地挠着。一个有着深色皮肤的男孩儿小心翼翼地在Erika的蓝色玻璃眼上圈画着，还有一个扎着无数小辫子的黑人小姑娘在Erika的嘴上亲了她一下，就飞快地跑回去躲在了母亲身后。

假如我一个人站在这个大厅里，跟这些人们讲述爱与温存，讲述和谐与向往，讲述圣诞，讲述拯救与宽恕——没人会理会我。我会成为一个尴尬的角色，被警卫抓着胳膊说：“您允许我现在送您去您的航班吗？”，或者是：“来，您先喝一杯咖啡。”Erika仅仅需要在场，就已经让人陶醉了。一只如此之大的，有着如此温和的眼神和柔软绒毛的猪带至世间的祥和，带给人们的欢乐，兴许比所有午夜弥撒的教士都要多。把那被凌虐被贱卖的襁褓中的金色卷发耶稣从马槽中拿开吧！放一只跟真实的一样大的，有着粉红色绒毛和一双恳切的玻璃小眼睛的猪到圣诞树下面吧！你们会领略到什么是奇妙！

最后的飞往米兰的飞机很小，不怎么舒服，没有坐满。Erika可以坐在我旁边。机长和所有机组成员将她称为“特别惊喜”，衷心欢迎。一位“非常特殊，但讨人喜欢”的客人。那十五，二十个乘客都鼓起掌来。

渐渐地，我几乎陷入了一阵兴高采烈中。仅仅几个小时，Erika已经改变了我的生活，意思就是说，若是没有她，我的生活不会是这个样子：我跟素不相识的人们聊天，甚至出租车司机，人们满脸笑容地看着我，我也朝他们微笑，我跟Erika让人们的面容跟心情都亮了一下，在我们到过的所有的地方。

我给自己要了一杯红葡萄酒，给Erika也要了一杯，乘务员二话不说地友好地送了过来。我们要飞过阿尔卑斯山，我把头靠在Erika肩上，感觉好极了，真希望就一直这样飞下去，绕着整个世界。

米兰机场的员工在闹罢工。没有楼梯车，也没有摆渡车到滑行道上来接我们，我们只能用紧急降落的滑梯离开飞机。轮到我的时候，我犹豫着是应该自己先滑下去，在此当中把Erika信任地交给上面的另一位乘客，还是应该喊着“Erika，我来啦！”把她先放下去，自己再立刻跟上。这个决定由已经站在下面的乘客张开的双臂替我作了：“来吧！”，他们喊着，“到这儿来，宝贝儿！”他们指的是用她那厚实的背靠着滑梯滚下去，被接在怀里，拥抱，亲吻，表扬的Erika：“你真是棒极了！”我跟着滑了下去，妒忌地接过她，全然像个众人瞩目的孩子的母亲。我们得自己从飞机下部取出行李，走过滑行道上那一长段路到海关大楼去。乘客们带着不轻的行李，也都还互相帮着忙。Erika向那些通常只想着让自己尽快脱身的人们倾注着一种柔和的情绪。一只猪呆在我们中间，照管着这平安夜晚上细腻的欢愉。我跟一个高大的黑人组成了一组，他拖着自己的箱子，把我的旅行包挎在肩上，给了我他的小文件箱，但我们俩中间悬晃着Erika——他握着她的左腿，我握着她的右腿——，我们就这样走过了那又暗又湿的沥青路，被所有人嫉妒着，因为每个人都愿意跟她一块儿走，但他是最坚决的那一个。我突然很想剩下的这辈子都跟这个黑人呆在一起，Erika在中间，但是他跟我说，他叫Mr.Wilson，到米兰来跟他妹妹过圣诞节，没带他在Cleveland[1]的家人。“非常不错的礼物”，他说着Erika，必须把她送人，想到这儿我感到害怕起来。

[未完待续。。。]

它看起来就像个人一样，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到Erika这个名字的，反正的确是我的第一个念头。那只猪看起来就像个只是长得像只猪的叫Erika的人。Erika几乎有一只活生生的成年猪那么大。她有浅粉色的长绒毛，四只深玫瑰色的壮实的蹄子，肥肥的头，微张的嘴，柔软的耳朵和一双无法形容的约摸马克硬币大小的天空一般蓝的玻璃眼睛 —— 充满信任，脾气温和，好奇，和一种似乎在说“干嘛那么激动，顺其自然嘛，瞧瞧我，我只是一只在KaDeWe大堂中间的粉红色绒毛猪，但是我非常肯定，生活嘛，就有它的意义，哪怕你看不见它”的不动声色的机灵。

我毫不犹豫地用信用卡付了678，为了Erika。我需要两只手来抱她，只能把旅行包挎到肩上。她出人意料地轻，特别地大，像丝绒般地柔软，我只能用两只胳膊缠着把她压在肚子上才能抱得住她。她把前面的蹄子放在我肩上，后腿在我髋的两侧，头越过我的左肩用她蓝蓝的眼睛望出去。售货员说道：“来，再给我摸摸！”她用手轻柔温存地在那两只杏色的耳朵中间摸了摸，又回到那些泰迪熊，长颈鹿跟毛绒猫中间去了。Erika跟我离开购物中心。人们给我们让出一条小道。那是圣诞节前商店关门前的最后几个小时，所有人都为了准备过节匆匆忙忙，精疲力竭，而且为着接下来的几天中所有可能的家庭风波担惊受怕。但凡是看到Erika的人，都笑了。一个站在购物中心大门口，吹着那流通不畅的暖气取暖的乞丐悄悄地伸出一只手，扯了扯Erika的后腿。

我走到街上，四处观望地打出租车。“哦我的天，多漂亮啊，那孩子肯定会高兴坏了！”一个老妇人边说着，边崇敬地把一只手放到Erika柔软的大脑袋上。我心想着，那个会在礼物桌上发现这只猪的孩子叫Franz，已经三十八岁了。出租车司机摇着脑袋说：“这人都把钱往哪儿花了啊”，从边儿上很怀疑的盯着Erika。我把她放在了前排的位子上，她的腿架在仪表盘上，用她的蓝眼睛注视着那混乱，毫无顾虑可言的柏林交通，那是一场争先恐后的战斗。我带着我的旅行包坐在后排，感到了Erika宽厚的颈背带给我的平静，和安全感。

当我们的车碰到红灯或者是遇上塞车停下来的时候，旁边的司机都朝我们笑，朝我们按喇叭，朝我们招手，朝我们飞吻。孩子们把手和鼻子都贴在挡风玻璃上，都明白了若是圣诞树下没有这么一只猪，那这节日也就没什么好过的了。这会儿甚至连我们的司机都被逗乐了。

“呵，瞧吧”，他嘀咕着，“运猪呢”。其实他挺享受他跟他的副驾驶员惹来的关注。“这家伙卖多少钱？”，我付钱下车的时候他问我。“不知道，别人送的”，我撒了谎，因为我实在不好意思把真价告诉他。

通常，我的旅行包都能随着登机，但Erika跟包，我不能两个都带，我就把包办了托运。飞机上又满又窄的行李箱装不下她，第一次，我们被分开了。空姐把Erika放到了头等舱的一个空座位上，给她系上安全带，向我保证道：“他这样很舒服。”——“她”，我说，“她叫Erika。”那空姐友好但空洞洞地看了我一下，仓促地走开了。我开始想念起Erika柔软的绒毛，温和的目光，当飞机起飞头等舱的帘子被拉上我看不到她了的时候，我差点惊慌起来。我闭上眼睛，想到了我第一次去儿童疗养院的情形。Borkum[1]之后我被送到那里，因为我的肺病。那时我九岁，站在火车窗户边大哭。我听到我妈妈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别弄得你自己这样，别的孩子也没哭。”是啊，妈，因为只有那些缺少爱的，能清楚地感觉到他们的妈妈为他们至少四周不在身边松了多大一口气的孩子才哭。我哭，是因为我都不知道，等我回来的时候，她还会在那儿，还是中途已经悄悄地，永远地走掉了。爸爸送了我一个蜂蜜色的，有棕色玻璃眼睛的泰迪熊。他叫Fritz，我把他抱在脸前，在他的绒毛里嚎啕大哭，就像我现在也想抱着Erika哭一样，但Erika坐的是头等舱。我突然想起还没跟我妈道别，祝她圣诞快乐，不过也许她根本都不会觉察到，再说我还能从Lugano给她打电话。

到了Frankfurt，我重新接管了Erika。在通往到米兰的航班的路上，穿过境外大厅的时候，我紧紧地抱着她。皮制长凳上，金属椅子上，箱子上，地板上，到处都坐着躺着等待转机的满脸倦容的人们——裹头巾的印度人，戴面纱的女人，围彩色棉袍子的黑人，穿统一西装的日本人，扁平脸的韩国人，穿皮草大衣的又老又瘦，发色怪异的美洲女人，还有各个国籍各个年龄的孩子，有的吃着东西，有的在看书，有的在哭，有的已经睡着了，有些孩子在妈妈腿上，在爸爸胳膊上，有些孩子扯着一个洋娃娃或者一个小箱子，有些孩子站在大落地窗前，一言不发，只忧伤地盯着飞机跑道，对这圣诞节，没有任何期望。空气又热又憋闷，大厅里嘈杂不堪，没有一个人脸上有友善或者放松或者高兴的表情。平安夜的旅行把所有的感触都推到了最表面上。这时候，Erika来了。

[未完待续。。。]

为了娱乐大象的狐朋狗友们，省掉大家点链接的麻烦，先放一段我今天约摸8小时的劳动成果。

原著：《Erika - oder Der verborgene Sinn des Lebens》 Elke Heidenreich/Michael Sowa

Erika 或 那看不见的生活意义

整整那一年，我像发了疯似的工作。快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我觉着一切都空荡荡的，自己筋疲力尽，在崩溃的沿上。虽然挣了不少钱，但那是可怕的一年。好似我已经不记得还要生活了一样。几乎没有跟朋友见面，没去休假，所有的食物也是在某个地方匆匆地站着咽下的 —— 外带的希腊烤肉跟卷心菜沙拉，一块披萨，几片墨西哥薄饼，加两三杯Margarita调酒 ——，或者在家对着电视端着锅吃的几个炒鸡蛋。好些天根本什么都没吃，只是灌了白葡萄酒，咖啡跟Gin之后，就像一块铅一样栽在床上，信件未拆，电话答复机未听，无梦，无生气。圣诞节之前的某一天——我刚回到家，还穿着大衣和靴子，把自己在一个十六小时的工作日之后平躺在地毯上，浅浅地呼吸着——电话响了。第一声铃还没响过，我就像为了抓着外部世界最后一丝生命迹象般地抓起了听筒。

“喂？”我说，一样地轻声，我几乎也能喊出“救命！”。

是Franz，从Lugano打来的。

很多年之前，我们同居过，后来多多少少和平地分开了，后来两人都各自结了婚。现在又都离了婚，他住Lugano，我住Berlin。

Franz在Lugano一个建筑师那儿工作，我们偶尔互相写点胡闹的卡片。

有的时候我会遇着他那个如此希望看到我们依然在一起的，与许多老人一样在Berlin慢慢腐烂的母亲。她告诉我一些关于他的事，但母亲们其实并不知道多少。我仅仅得知，Franz过得不错，挣得不错，他母亲当然从来都没去过Lugano。

“嗨，Betty”，Franz在电话那头说。他是唯一一个叫我Betty的。我叫Elisabeth，但是只有我妈这么叫我。我爸叫我Lisa，上学的时候我叫Elli，我丈夫以前管我叫Lili。有时候连我自己都不清楚自己到底叫什么了，就管自己叫另外那个名字：Veronika。仅仅对于Franz来说，我曾经是Betty。我深吸一口气，脱下脚上的靴子，说：“啊，Franz。”

“听起来可不怎么好，‘啊，Franz’”，他说。“出什么事儿了吗？”

“我觉得我死了”，我说。“掐我一下。”

“那你得再靠近点儿才行”，他说道，“我给你打电话为的就是这个。”

我闭上眼睛，想像着我们之前一起住过的那个滑稽的阁楼。Franz弄了一个缩小版的舞台布景，在“Don Giovanni”的场景中住着我们的两个守财奴Kain和Abel[1]。它们出现在我们的小阳台上，舔理着它们的毛发，录音带放着Donna Anna第二幕末的咏叹调，“or sai l’onore rapire a me volse”。那会儿我们酗酒得厉害。我们也工作 —— 他弄他的舞台布景，我去报社。但是我们喝了那么多的Gin，白葡萄酒和Tequila，我现在已经不记得那时候我们每天早上是怎么从床上爬起来的，是谁去把空瓶子扔掉的，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料理我们的猫的。两个守财奴中的一个后来在大阅读椅里被压死了，——它爬到坐垫跟靠背中间去了——，我们在它开始发臭时才发现了它，那一天，我们上午 ——那会儿是早餐的时候—— 便喝了第一个Gin，虽然原则上来说我们的规则是：下午四点起葡萄酒，晚上八点起Gin，十点之后Tequila。那又怎么样，很久以前的事了。

“你干嘛不圣诞节到Lugano来找我？”，Franz问。

“我干嘛要去”，我说，神经错乱地高兴起来，但还是尽量把声音放低。“你突然没了我就活不下去了？”

“我没了你活得妙不可言”，Franz说道，“等你新年过了走了之后，想想我会觉得多享受吧。”

我从来没去过Lugano。“Lugano怎么样”，我问，“惹人厌么？”

“可怕至极”，Franz说道。“老房子长满了开着令人恶心的紫色花的紫藤，前面有棕榈，到处都是闻着让人反胃的夹竹桃，不堪入目的山中间还有个令人生厌的湖。这儿的人喝那种让人想吐的Fendant[2]，人喝了四瓶就醉了。你好好考虑吧。”——“那你保证我们会一直都在吵架吗？”，我问。Franz答道：“用我的信誉作担保。”

“好极了”，我说，“但是你忘了，我已经死了。我觉得我到不了Lugano，我现在连去厨房都做不到，Franz。”

“你飞”，Franz说，“到米兰，然后坐一个小时火车到Lugano，我去接你。”

“别来接我”，我说，“说不定我运气好，飞机掉下来了，你就白等了。”

“好主意，”Franz说道，“我也可以在Chiasso横一节树干在铁轨上，然后你的火车出轨，你觉得怎么样？”

“伟大至极”，我说，忽然地哭了起来，也想起了我们那只某天从屋顶上无缘无故地摔下来了的猫，我们之前都以为，这样的事是不会发生的。它习惯了在屋顶上跑来跑去，我常常在我们的小阳台上看见它高高地在烟囱旁晒着太阳舔它的毛，在那站着咕咕叫的肥鸽子的电视天线前面。某一天它打了个滑，滚了起来，一团混乱中没法自控了，直直地划过所有屋檐和阳台掉了下去，五层楼。我看见它一动不动的躺在下面，却无力尾随它。

最终是Franz跑下楼去，好半天没上来。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谈到过猫，那一年，按照人们的说法，我们分居了。我们无法再严肃地谈论任何一件事，互相挖苦，互相讽刺，互相欺骗，两人都痛苦不堪，但一切都无从改变了。

“我去的时候，你会认不出我了”，我说。“我变得很老了，有白头发了，还丑得要命。”我用劲地吸了吸鼻子，站起来，把自己扔进一个沙发椅里，以保持仪态。“你以前就一直丑得要命”，Franz答道，“我以前只是不想跟你说罢了。顺便说一句，我一如既往地帅得发光。”

“好吧”，我说，“那让我看看吧，我平安夜那天来，如果还有飞机的话。”我的感觉是，他是真的很高兴，我也会被冥冥地拯救了。

我闭上眼睛，继续在沙发椅上躺了半个，一个小时。我听见了房子里所有的声音，关门，男人，急促的脚步，街道上Berlin凶恶的咆哮声越来越大，一阵似锅炉濒临爆炸时般的持续声响。我想像着Lugano，想像成一个雪球中有很多红色屋顶的一小片绿洲。

24号清早，我把几件毛衣和几条牛仔裤，眼镜，皮手笼，一些换洗衣物，洗漱用品，薄平底鞋，几双厚实的鞋子，那条玫瑰花案已经褪色的旧黑丝裙，几本书，还有我的旅行闹钟塞进个包里，去KaDeWe给Franz买阿尔萨斯的黄芥末。那儿有一整个的黄芥末区，八十个或者是一百个不同的种类，瓶装的跟管装的还有陶土罐装的，辣味的跟甜味的还有酸甜味的，奶乳状的跟带颗粒的，浅黄色的到深褐色的。对于我来说，这整个的西方的变态，这整个臃肿崩溃虚伪的柏林城的不可忍受的狂妄，都混夹在了这个黄芥末区的不可思议里 —— 这个世界在水生火热中，战争，饥荒，屠杀，上百万人背井离乡，孩童们横尸街头，柏林在挑选着这上百种黄芥末，因为再没有比一张布置精美的晚餐桌上放了一瓶错的黄芥末更糟糕的事了。但我差点也办到了，差点也坐上电梯，给Franz，那个玩世不恭的Franz，那个绝望的知识分子的Franz，那个鼻子左右都有深深的皱纹的爱嘲弄的Franz，我差点也给那个给了我那些如此无望的夜晚和谎言漫天的白日的Franz，买了瓶带软木塞的，陶土罐装的，大颗粒的，深黄的，甜辣味的阿尔萨斯黄芥末，如果我没在底楼看见那只猪的话。Erika。

[未完待续。。。]

收拾行李。样样都舍不得留下。

不需要抉择的东西很果断地进了箱子。塞的满满。上秤。二十公斤。

需要抉择的仿佛是我每一条新裙子，每一个新包。我很双鱼式纠结地对着它们发呆。思量着每一个可用性。努力给从慕尼黑机场到家的路减负。想想其实应该好简单，我若觉得并非必需，扔下莫带便是。我们买给自己越来越多的累赘与束缚，惯溺我们的虚荣与贪婪。我很弱智地问自己一条漂亮裙子的寿命有多长。某一天会看厌了，穿烦了，被另一条漂亮裙子取代了。好似我们的那些爱恋。从某一天开始不再被我们穿着出门，而是长年地被丢在衣橱的旮旯，偶尔想起，会小嘲笑自己当年的品位何以如此。

我带着它们又有何用？不过从这个衣橱到那个衣橱。

眼下中意的，终究是舍不得的。自嘲无聊，继续挑选裙子。